數據共享平台如何用得更好（來信綜述）

　　河北遵化行政審批局工作人員在辦理“不見面審批”服務業務。

　　劉滿倉攝

　　江蘇常州一位市民進入小區時，向門崗志願者出示個人“健康碼”。

　　陳 暐攝

　　山東煙台民警借助大數據平台，實時監控和統計社區人員出入情況。

　　唐 克攝

　　疫情發生以來，“數字政府”備受關注。一方面，各地各部門運用大數據、雲計算，努力做到科學決策、精准防控。另一方面，不少地方著力推進不見面、非接觸的在線政務服務，最大限度地讓數據多跑腿、讓群眾少出門，高效解決生產、生活之需。這背后都離不開數據共享的有力支撐。

　　疫情防控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對在線政務服務能力和水平的一次檢驗。當前的“數字政府”建設中，在數據共享、便民利企方面，還有哪些需要改進和加強的地方？近日，不少讀者來信談體驗、提建議。本報記者為此也採訪了相關部門和專家學者。

　　疫情防控，數字共享平台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今，“健康碼”被廣泛利用。它是由群眾自行網上申報，經后台審核，即可生成屬於個人的二維碼。它是群眾出入通行的電子憑証，一次申報全市通用。即便如此，跨省市的返崗復工人員依然有一種擔憂：在老家申請的“健康碼”，在工作地不管用，怎麼辦？

　　河南漯河市讀者張淳藝說：“近日，河南與浙江建立了兩省疫情防控‘健康碼’的互認合作關系，減少不必要的重復申請、反復核實，讓不少河南籍在浙務工人員順利返程復工。”他在來信中還提及，除了兩地之間的“點對點”互認，能否進一步通過更高層級的統籌協調，實現一碼在手、全國通行？

　　這實質上就是數據共享問題。數據共享是否充分，事關行政效率，事關群眾滿意度。來信中，不少讀者講述了網上辦事的體驗。江西瑞金市讀者楊友明說：“電子政務運行很多年了，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間，它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凸顯。比如醫保繳費，按要求3月之前完成。我們及時通過‘贛州通’繳了費，方便快捷。除了醫保繳費，‘贛州通’還包含數百個便民服務事項，讓我們足不出戶就能辦成好多事。” 重慶九龍坡區讀者秦邦佑反映的卻是另一種情況。他通過當地電子政務平台提交了復工申請，還向當地居委會遞交了填報時所需的各種書面材料。可是一連多日過去了，他依然在等著復工通知。

　　實踐証明，數據共享是否充分，還會影響政府治理的效果。前不久，一位從外地回珠海的人員出具“粵康碼”，系統立即從她的身份信息關聯到出行路徑、搭乘的交通工具等，反饋該人員是潛在密切接觸者。街道、社區隨即啟動應急機制。

　　“‘粵康碼’的背后匯聚了多渠道採集的個人健康數據，並且支持快速便捷的採集和查驗，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副局長高尚省介紹，患者名單、家人情況、交通工具、同乘人員等信息原本是分散在不同層級、不同部門，疫情防控、交通管制、社區防控、隔離點志願者服務也是互不聯通的。非常時期必須打造統一的數字平台，統籌調度精准防控。廣東省在最短時間內匯聚了53個部門124類數據，繼而在微信政務服務平台“粵省事”上開辟疫情防控服務專區，推出“粵康碼”、疫情線索尋人、中小企業訴求應答等一系列功能，從而在權威信息推送、大數據共享分析、全流程在線服務等方面持續發力。

　　“戰時表現好不好，關鍵取決於平時基礎打得牢不牢。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特別是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推行‘最多跑一次’，行政管理和服務方式不斷創新。在疫情防控期間，‘數字政府’派上了大用場，但也存在參差不齊的情況，比如個別地方的信息溝通不夠及時、群眾辦事仍需多頭蓋章。”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

　　一些“煙囪”和“壁壘”尚未拆除

　　來信中，不少讀者談到“數據煙囪”“數據壁壘”，認為這是影響“數字政府”功效發揮的一個重要因素。

　　近年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政府”建設，全國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台已於2019年11月上線試運行。截至目前，平台已聯通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40余個國務院部門的政務服務平台，接入300余萬項政務服務事項和一大批高頻熱點公共服務。一些省份還成立了行政審批局、政務服務中心、大數據局等機構，搭建了跨區域、跨層級的在線政務服務平台、數據共享交換平台。

　　江西九江市讀者李譽說：“‘數字政府’大有可為，可是仍然有些地方、部門的領導干部難以改變傳統的行政思維，打自己的小算盤，在互聯網思維、數據共享等方面認知不足、重視不夠，造成統籌難度大、實施推進慢。”湖南益陽市讀者胡燦說：“提及數據共享，理念上大家都贊成。但往往是共享其他部門的數據很樂意，把自己的數據拿出去有點難。”

　　“一個縣市，政務APP可能有幾十種。群眾網上辦事，需要在手機上來回翻找。”河北任丘市讀者張子璇認為，“缺乏統一規劃，再加上考核的驅使，一些部門、單位難免各自為政、盲目上馬了。有時候開發經驗不足，一些APP還存在閃退、功能不足、安全性低的問題。這反而給群眾辦事帶來新的麻煩，背離了‘互聯網+政務服務’的初衷。”

　　在汪玉凱看來，一些舊有的“煙囪”和“壁壘”尚未完全拆除，一些電子政務平台有待於進一步整合簡化。“前些年，一些地方、部門自行研發出一大批電子政務平台，甚至是根據業務內容，採取一個接一個的項目化運作。研發得越多，貌似成績就越大。用的時間越長，越有慣性和依賴。但是，這種碎片化、功利性的操作造成共享意願不強烈、技術標准不統一，導致互聯互通難、業務協同難、數據共享難。”

　　針對數據共享問題，記者還採訪了公安、民政等職能部門，他們普遍表達了“以共享為原則、不共享為例外”的原則，同時指出需要注意的問題：共享后的數據，該由誰負責？特別是萬一出現信息泄露等方面的問題，是提供單位負責，還是使用單位負責，抑或是共享平台的建設單位？

　　此外，據安徽一基層政務服務大廳負責人介紹，上級從基層調取了大量數據信息，搭建統一的數據共享平台。但是，還要進一步把好事辦好。“基層是與群眾打交道最直接、最密切的地方，對數據的渴望太強烈了。上級搭建的平台應該‘下基層’，對基層單位開放端口，否則這個平台就成了新的‘數據煙囪’。有時群眾辦事不滿意甚至投訴了，上級卻以‘屬地管理’推責了事，我們自身的資源很有限，夾在中間很為難。”

　　數據共享平台既要建起來還要用起來

　　打造“數字政府”勢在必行，加強數據共享至關重要。來信中，不少讀者提出了意見建議。

　　現實操作中，共享目錄是數據共享的重要依據和指引。國務院於2016年專門印發《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管理暫行辦法》，對政務信息資源目錄、政務信息資源分類與共享要求等作出明確規定。

　　“針對哪些可以共享、哪些不可以共享，各地各部門目前都編制、匯總了相關目錄。但是目錄是否完備、共享到什麼階段、數據更新是否及時，還可以進一步分析研究、督促推進。”江蘇常州市讀者曹建明來信建議，進一步把共享目錄與權力清單對照起來，從保密性、可靠性、可行性等角度查缺補漏﹔進一步建立相應的共享時間表，然后按進度逐一對表，並向社會公布評估檢查結果，倒逼“煙囪”和“壁壘”的破除。

　　數據共享與制度建設應同步開展。汪玉凱說：“實踐中，常常困擾我們的可能不是技術，而是法律、標准規范、安全保障以及政策等因素。比如，如果法律滯后，就會給政務信息化的應用設置很多障礙﹔標准規范滯后，就可能對系統整合帶來困難﹔安全機制不健全，就會帶來極大的隱患。這就亟須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修改完善法律法規，強化監督管理和安全保障，推動各地各部門轉變思想觀念，充分認識到數據共享是一項應盡的責任義務。”

　　數據共享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網絡通”“數據通”“業務通”，不斷提高行政效能，讓群眾滿意。四川北川縣讀者余志勇說：“數據共享平台既要建起來，更要用起來。以數據共享為契機，加大電子政務平台的整合力度，著力打造符合區域特點、品牌效應突出、務實管用便民的統一服務平台。”

　　四川省巴中市讀者張純林建議，要充分運用數據共享交換平台，推進網上辦事流程的避繁就簡，特別是對於能在后台共享的材料，盡量避免前台的反復提交，如此既減少了群眾麻煩，也節省了工作人員工作量。

　　高尚省表示，下一步，要進一步圍繞業務需求，統一歸集基礎數據，同時建立健全數據分析和應用平台，從而有針對性地優化在線政務服務和應急指揮，擦亮廣東“數字政府”建設的品牌。還有基層工作人員建議，搭建數據共享、在線服務平台時，應在數據調度、模塊設計、程序操作等方面更加注重基層工作的實用性、簡易性，既要能用也要好用，如此才能更好發揮數據的價值，贏得更多群眾的好評。

　　版式設計：汪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