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中国社会治理与全面小康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摄影 / 贾琼)

　　7月6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小康》杂志社共同主办，研究出版社协办的“中国社会治理与全面小康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国务院参事刘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彭凯平，《小康》杂志社社长舒富民，研究出版社社长赵卜慧，国务院扶贫办财务规划司原巡视员、中国扶贫网、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联合党委书记任铁民，广东省惠州市政协副主席黄晓霞，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第一时间》栏目主持人宋鹏飞，贵州省荔波县县委书记尹德俊，广东省惠州市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李箫，《小康》杂志社副总编张凡，浙江省德清县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健，浙江省德清县政法委副书记杨顺安，陕西省榆林市原政法委综治办主任、市扫黑办主任郭明雄，北京市丰台区政协提案室主任康卫国，河南省汝南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成文科，北京市通州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李志君，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寇福英，陕西省米脂县政法委副书记王兴政，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创办人兼主任廖晓义，湖北省潜江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玉琳，湖北省潜江市司法局局长李立，贵州省荔波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雷达，河北省定州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居野，河北省行唐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文成，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院长李勇等社会治理领域相关部门领导、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学者、行业协会和市场机构负责人对中国社会治理与全面小康进行了深入研讨。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彭凯平致辞(摄影 / 宁颖)

　　《小康》杂志社社长舒富民致辞(摄影 / 宁颖)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致辞(摄影 / 宁颖)

　　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国务院参事刘坚致辞(摄影 / 宁颖)

　　研究出版社社长赵卜慧致辞(摄影 / 宁颖)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成岗主持开幕式(摄影 / 宁颖)

　　研讨会期间，还举行了“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发展—调研中国社会治理案例”课题启动仪式，以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与重庆南岸区、浙江德清县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签约仪式。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与重庆南岸区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签约仪式(摄影 / 宁颖)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与浙江德清县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签约仪式(摄影 / 宁颖)

　　寻找社会治理榜样助力全面小康建成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这些新思想和新理念，对于我们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坐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该研讨会的举办对于发现创新社会治理先进典型，研究和探索省市县社会治理创新规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总结和弘扬社会治理创新的典型做法和先进经验会起到积极作用。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彭凯平，《小康》杂志社社长舒富民，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国务院参事刘坚以及研究出版社社长赵卜慧在研讨会上致辞。开幕式由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成岗主持。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彭凯平在致辞中指出，社会治理与全面小康密不可分，两者互为基础。社会治理也在帮助小康社会建设达到新高度。此外，法治、德治建设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所以全面小康建设需要中西合璧、古今贯通，同时也要与现代科技手段紧密相连。《小康》杂志社社长舒富民表示，自2004年创刊以来，《小康》一直关注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在每年一届的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推选年度社会治理十大案例，推荐一些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实践中好的做法与经验。2018年12月15日，“社会治理百佳县市”调研活动启动，该调研活动是《小康》杂志社与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共同发起，计划三年内在全国范围选取100个市、县和基层单位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认为需要结合当今形势，做到六个坚持的确立：一是坚定的确立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二是坚定的确立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三是坚定的确立社会治理的依法进行和走好群众路线;四是坚定的确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与灵魂;五是坚定的确立把各级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保障;六是坚定的确立把网络化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国务院参事刘坚从“土地活力与社会治理与全面小康”的角度谈了几点看法，即社会治理与全面小康要重视“土地活力”、重视“土地上面的综合价值”、重视“土地上的文化”。赵卜慧表示研究出版社将谨记初心和使命，全力配合做好社会治理典型案例选编后续出版工作。

　　社会治理模式新探：从指标体系到地方实践

　　在社会治理主题报告环节，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成岗做了主题为“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主题报告。首先，张成岗指出，要在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中谈社会治理，包括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互联网治理等等。第二是在秩序重构中理解社会治理，第三是要在全球治理的历史方位中看社会治理。我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是社会管制，第二阶段是社会管理，第三阶段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思路。对此，张成岗表示，共治共建共享形成了一个三步格局，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形成了一个三元互动。在乡村治理层面上，则是自治法治德治三者融合。清华大学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在社会治理指标体系方面在做对应的课题研究，社会治理案例是体系指标有效的验证和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社会治理发展过程中客观问题的梳理和探索有效解决路径的具体应用。

　　代表区县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与会嘉宾分享了社会治理地方案例。浙江省德清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健带来了题为《深化“三治融合” 构建“五治一体”打造县域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德清模式”》的典型案例。德清县以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为抓手，深化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构建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一体”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多元共治、固本强基的“德清路径”，成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并通过验收。他总结了“德清路径”的经验，包括以“政治”为统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以“自治”为基础，强化基层群众的主体地位;以“法治”为保障，发挥法律法规的兜底作用;以“德治”为先导，放大向上向善的正向效应;以“智治”为支撑，实现治理效率的全面提升。

　　浙江省德清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健作主题演讲(摄影 / 宁颖)

　　国务院扶贫办财务规划司原巡视员、中国扶贫网、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联合党委书记任铁民就“运用信息化手段打造社会治理模式”分享了观点。他首先指出，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关系上往往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一些从事经济建设的部门认为社会治理事不关己，二是部分从事社会治理的部门出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迫切心情往往会提出一些超出承受能力的治理措施。任铁民认为，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相互靠近，提出了六个视角。

　　国务院扶贫办财务规划司原巡视员、中国扶贫网、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联合党委书记任铁民作主题演讲(摄影 / 宁颖)

　　主题报告环节由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张新华主持，张新华对与会嘉宾介绍了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的定位和近期课题规划，阐述了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研究，区域社会治理案例调研，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应用的重要价值和社会意义。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张新华主持主题报告环节(摄影 / 宁颖)

　　社会治理要“啃硬骨头” 八县(市)分享治理新经验

　　社会治理推进需要谋划改革发展思路、解决突出矛盾问题、防范风险挑战、激发创新活力，各县(市)针对共同目标，不同情况，创造出诸多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研讨会上举行了两场圆桌论坛，贵州省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政法委书记寇福英、河北省定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居野、湖北省潜江市司法局局长李立等参加了首场讨论，《小康》杂志社副总编辑张凡主持该圆桌论坛。

　　首场圆桌论坛嘉宾合影(摄影 / 宁颖)

　　尹德俊表示，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治理的效果不完全一致。例如有的村落，可能相对落后，但是传统文化保持得比较好，村民道德约束比较高，依靠传承下来的村规民约，群众自治和社会治理的效果很好。2018年荔波人民群众对安全的满意度位列全贵州第一，它的经验有三条，一是依靠村规民约实现自治;二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三是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提炼出家训和家风，互相观摩和学习。

　　王居野以“红三轮”整治的例子说明在社会治理中要重视思想舆论工作的重要性。之前取缔“红三轮”，结果越打越多，其原因在于人们本能地认为蹬三轮的都是底层群众，却并未认识到它是非法营运以及挤占了合法营运的空间。定州通过本地媒体做工作，向人民说明“红三轮”的性质和危害。与此同此，调集其他部门配合相关工作。把舆论控制住，把思想工作做通。在这样的舆论宣传下，民心转向支持政府工作，“红三轮”的现象渐渐得到整治。

　　寇福英介绍道，榆阳区率先实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即“地权变产权，农民变股民，资金变股金”。在整个过程中，农民积极性很高，开了100多次会议，不断增强自治能力。这也是个民主公开的过程，各种组织自发起来，学习法律知识，维护相关权益。与此同时，产权制度改革还带动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产权制度搞得好的，村民自治的水平也比较高，社会治安也比较好。

　　社会治理中，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发挥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对此李立深有体会。潜江市进行人民调解队伍建设，每个村根据大小配备专职调解员。除了人员选配，还有统一培训以及经费保障，对于调解工作进行经费补贴。在社会治理中，调动基层的力量，让公众参与进来。

　　第二场圆桌论坛由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执行秘书长蒋任重担任主持，参与嘉宾为广东省惠州市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李箫、陕西省榆林市原政法委综治办主任、市扫黑办主任郭明雄、河北省行唐县政法委书记高文成、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院长李勇、陕西省米脂县政法委副书记王兴政以及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创始人廖晓义。

　　第二场圆桌论坛嘉宾合影(摄影 / 宁颖)

　　蒋任重说，要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基层从事社会治理工作有着切身感受。对此，高文成率先发言，他表示无论在行唐县脱贫摘帽的过程中，还是日常的社会治理，都有大量的社会矛盾需要化解。为此，行唐县在实践中探索实行了三位一体大调解的工作机制，即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唐县为此建立大调解中心，对调解员实施以奖代补的机制，同时在调解过程中注重加强管理等等措施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上交。在法院层面，李勇坦率地指出，从2013年到2017年法院收案数量从3000多件涨到了6000多件，说明了我们社会治理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些脱节的地方。如果纠纷就去法院，说明这种自我调节还存在一些问题。目前行唐法院在大调解钟新派驻专门人员，对一些复杂的案件、对调解员进行指导。

　　村(居)委“法制副主任”工作制度就是惠州市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成果。据李箫介绍，通过该制度，全市1200多位律师到乡村去，以志愿者身份介入其中，与村里签订服务合同。从治理的思维出发参与村级管理。该项目在广东省推广后，省里拿出3亿支持该项目。李箫说，这是惠州的原创，经过近十年的不断探索、总结汇总，初步解决了社会治理法制化的问题。

　　榆林有一大特色，正如郭明雄介绍的那样，煤炭储量非常大，陕西省有501家煤矿，榆林就占了263家。这意味着经济状况比较好，但相对社会治理的难度也大。在社会治理方面，郭明雄认为，首先，政府和领导很重要。此外，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米脂县与榆林县同属陕西，王兴政补充了一点心得，如果矛盾纠纷调解不了，在镇上有司法所、派出所进行调解，如果仍未调解成功，就召开听证会。

　　一直致力于社会组织工作的廖晓义对此颇有心得。廖晓义指出，化解矛盾不可避免要从问题入手。许多领导、学者都谈到了幸福，幸福哪里来？当然是要做社会结构方面的优化和调整。她认为，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智慧。社会治理一个入手点就是社会事务。以重庆市南岸区为例，通过三事分流的工作机制来调动公众广泛参与，激发群众的精神，使其获得幸福感。廖晓义提出，大家的事大家干，政府起主导作用，社区公益站、社区书院等等就是好样板。在南岸区，政府的文化引领作用主要是体现在家风建设上，民政部门、教委、妇联、文旅委组织了一个联席会，地球村为执行机构提供专业服务。总之，南岸区已经形成了以党委政府为主导、以村民居民为主体、以传统文化为主脉、以社工服务为主力的共同体构架。

　　会后全体嘉宾合影(摄影 / 宁颖)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