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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教授谈被大妈泼污物:她抠破塑料袋往我身撒

贾鹏

2014年11月18日08:17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2014年9月24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在讲座。他研究性科学超过20年,曾受到过多次非议、质疑。近日,在广州性文化节的演讲台上遭一女子袭击。图/CFP

  2014年9月24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在讲座。他研究性科学超过20年,曾受到过多次非议、质疑。近日,在广州性文化节的演讲台上遭一女子袭击。图/CFP

  人物简介

  彭晓辉 57岁,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性学家。

  对话动机

  11月7日,第十二届广州市性文化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在做性科学的演讲时,被一名女子掌掴、“泼污物”。女子虽然事后被警方拘留,但有关“性”的话题却在网上持续发酵。

  “性”到底能不能摆在公开场合讨论?社会应该如何看待性文化的传播?16日,彭晓辉接受采访时说,拂去尘埃见本心,对于性,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性的外延很广,但太多人把它理解得太狭隘。

  “泼粪”事件

  我将保留起诉的权利

  新京报:“泼粪”事件已经过去快一周了,这一周你是怎么过的?

  彭晓辉:状态逐渐在调整,现在好些了,刚开始那几天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相对于生理,心理上受到的伤害还是有持续性的。

  新京报: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性文化节?

  彭晓辉:这是第十二届广州市性文化节,主办单位是广州性用品批发市场。是政府部门批准的合法商业活动。进活动现场需要买票,还请嘉宾开展普及教育活动,未成年人是禁止入场的。

  新京报:当时现场是什么情况?

  彭晓辉:那场论坛是在7日下午,我第一个发言,台下的人都很专注。

  刚讲了1分多钟,有名女子就从右后方冲上来打我,我一扭头她又打到我脸上,骂的什么我没听清,然后把塑料袋抠破,往我身上撒污物,不是粪便,但气味很难闻。她追着我打,我一直躲,最后从舞台正面跳下去,保安这时也把她制服了。

  新京报:以前参加这样的活动有没有类似的遭遇?

  彭晓辉:我参加太多这样的活动和讲座了,还是第一次被攻击。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外界质疑自己的声音?

  彭晓辉:最早发出现场图片的是中国反色情网,把我被攻击当成他们的一种“战果”,我和他们以前一起录制节目,现场就骂我“流氓”,我想说反色情没有错,但应该分清楚什么是色情什么不是。

  也有人攻击我,还是一个大学老师,我看了特别生气,你可以反对性学,也可以公开发表言论,但不能剥夺我传播性学的权利,我们可以交流,也可以辩论,但你不能这样谩骂和侮辱。

  新京报:身边的人都是什么反应?

  彭晓辉:我女儿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她安慰我,我的学生和朋友也在网上关心我。13日是我这学期最后一天课,从早到晚一共三堂,每堂课都有学生给我献花,学生们用卡片写他们想说的话,“彭老师我们挺你”、“性学不等于色情”,然后拍照支持我,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新京报:经过这件事,你是什么感受?

  彭晓辉:最开始那两天,网上骂声一片,当时觉得特别孤独。我同情这名女子的无知,前两天听说她已经放出来了,但反对性学的人叫好,还让我小心,下次就是硫酸,我现在保留起诉这名女子的权利,因为我觉得这股反对性学的力量不仅仅是无知。

  选择性学

  “那种事还要你教啊?”

  新京报:你是医学出身,什么原因让你和性这门学科联系上了?

  彭晓辉:主要是个人的兴趣点,学医时我就接触了很多与性有关的书。另外1990年,国家教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出了规定,普通高校要在健康教育选修课里加上性健康教育的内容,1992年我就申报了《性生物学》,因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切入比较好被通过。

  新京报:对于性,你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吗?有没有“脱敏”的过程?

  彭晓辉:一直是这个态度。初中时有件事很触动我,我当时跟着下放的母亲在农村读书,是班里的劳动委员,第一次安排任务对一名女同学说“你去搞什么什么事”,人家不干了,骂我流氓扭头跑了。班主任问我说过什么话没,看我没反应她也不好开口,就在黑板上写了个“搞”字,告诉我在当地这是脏话,让我和女生道歉、在全班面前检讨。

  我拒绝检讨,结果校长火了,让我在全校做检查,否则开除学籍。我拿出毛主席的原话“搞学习”、“搞劳动”问他,毛主席也说脏话?校长才没让我检讨。

  后来我一直想,这个字怎么成了流氓话了?当我知道当地农民讲荤段子,用这个字形容家畜交配我才明白,这才开始对与性有关的知识很敏感。

  新京报:家人朋友最初对你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什么态度?

  彭晓辉:我妻子不管,她也受过高等教育,知道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倒是家里有个长辈知道后跟我打趣,搞什么专业不好,搞这个专业?我也没多解释。

  当时生科院有长我一辈的教师和我打趣,那种事还要你教啊?长大了就知道了,我也打趣,哪种事啊?他说就那种事,我说不知道你说的“那种事”是哪种事。玩笑归玩笑,学院还是很支持的。

  新京报:开《性生物学》这门课,最初有什么顾虑吗?

  彭晓辉:学医出身,谈性学没什么顾虑。反倒是担心学生们羞涩,不好意思来听,我当时给学生干部做工作,动员同学报我的选修课,结果第一次选就有40多人报名,这个数量不算多也不算少了,第二个学期我就没再动员过。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堂课是什么样吗?

  彭晓辉:记不得了。不过这次被攻击后,有名学生在我微博里说,他支持我,他是我《性科学概论》的第一届学生,那都快20年了。1995年,我加进了性心理学和性社会学内容,扩展成《性科学概论》,面向全校开课,堂堂爆满,现在改成了《性学概论》,因为性学知识不仅仅涉及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知识。

  性学课堂

  2万多学生是我最大的成就

  新京报:很多学生说,没听过性科学概论,相当于没到华师读过书。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课?

  彭晓辉:这是学生们夸张了。其实性科学概论,就是讲人性的问题,讲性的自然科学知识、性的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好涉性的人际关系。我讲课也要做大纲,讲课时除了按照大纲也会结合社会热点。当然,我的课堂不是讲狭义的性,也不仅仅讲生理卫生常识,性学的外延是很宽的,也包括男权女权、同性恋等……

  新京报:在课堂之外,生活中学生们会和你请教有关性方面的问题吗?

  彭晓辉:会,基本上通过邮件,偶尔有紧急情况也会发短信。比如周末约会,两个学生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男生慌了,就要到我电话发短信,问我怎么办?那我必须得告诉他,得72小时内服用紧急避孕药,以免意外怀孕。

  新京报:听你选修课的学生大多是男生?

  彭晓辉:是女生。我们毕竟是师范院校,女生男生的比例在7比3,另外男生接触性信息的渠道更多,女生相对匮乏一些。

  新京报:你的课对学生的改变体现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具体效果?

  彭晓辉:有个英语专业的女生,毕业后去上海一所中学做老师,刚开始做初一的班主任,有一天好几名女学生收到了同一笔迹的纸条,都是类似于“你好胖”“你好白”“我喜欢你”的恶作剧的话语,其他老师知道了都说那还了得,一定要查出来找家长、写检查,但我这名学生没这么处理。

  她开了个主题班会,说最近班里发生了件“有趣”的事,念了几个纸条后,她说通过笔迹知道是哪个同学写的,但会为他保密,希望他会后能到老师的办公室,她告诉那名男孩,希望和女同学交往是对的,但这种方式错了。她通过我的课知道,初一的孩子正处于异性疏远期,但又渴望和异性交往,正是迷茫的时候,所以把这件事引到了异性交往方式的讨论上。

  新京报:这样的事情会带给你成就感。

  彭晓辉:对,这些年上过我这门课的2万多名学生,没人说我的课没有用,和我出过的书、写过的论文比,这2万多名学生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社会观念

  对性的理解太狭隘

  新京报:据你了解,性作为一门学科,全国或湖北开设类似研究方向的高校有多少?

  彭晓辉:人类性学研究方向只有我这里有。性社会学研究方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还有中国社科院的李银河教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心理教研室也有性心理学研究方向。

  新京报:性学领域的科学研究,现在国内发展的程度是什么样的?

  彭晓辉:自生自灭。完全是靠当事教授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兴趣来决定,少有高校有关当局主动有意识地组织老师来研究和开设性学课程。

  新京报:国外呢?

  彭晓辉:瑞典1933年就在小学开了性教育课,上世纪60年代就入法了,幼儿园都要开性教育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新京报:国内的瓶颈是什么?

  彭晓辉:性教育难,难在“老大拦”。国家有法规,要在中小学开展性教育课程,但国内各个中小学校长没这个意愿,因为应试教育升学不考这门课,另外就是社会的反对声音,学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光有法规不够,还得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出台,比如落实督导,甚至一票否决,你学校不开这门课或者开得不好,就不合格。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现在社会对“性”的认知水平?

  彭晓辉:我曾说中国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标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和科学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广,但社会对性的理解太狭隘,这与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主管部门的态度分不开。因为政策上的不鼓励,小巷子里的成人用品店大多是在夹缝里生存,起的名字也很隐晦,但实际上全世界70%的性用品是在中国生产的;法律上禁止做避孕套避孕药的广告,但却不禁止流产广告,这种本末倒置的规定,本身就制约着社会对性的认知水平。

  新京报:性教育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对“性”的认知程度应该是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

  彭晓辉:性教育的程度低,认知程度就不会高,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好在经过这些年,这些问题可以拿到台面上来探讨了。在性教育上,我们有和性学有关的课程与研究方向,在知识普及上有性文化节和相关的讲座,只有从这两个渠道同时进行,矛盾才能解决。

  文化普及

  平常对待“性”才是最好的状态

  新京报:除了在课堂上,你还开微博讲“微性学”,也参加讲座和性文化节,这其中是被迫为性正名更多,还是主动普及性文化更多?

  彭晓辉:都有。这次广州性文化节是邀请我去的,我也很愿意借这个平台表达我的声音,我不要报酬,29日我在武大还有一场讲座,也是义务的;也有被动的,比如开微博,2011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讲座,观点被媒体误读成“遭遇性侵犯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被扣上了“递套教授”的帽子,没办法才开微博澄清我的原话。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自己20多年研究性学的经历?

  彭晓辉:研究性学的过程很艰辛,不像其他领域那么通顺,性学研究和性教育会受到这么多质疑,但这些质疑和攻击也磨练了我,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门学科的价值。人都说50岁知天命,我今年虚岁58,还有两年多就退休了,起码回头看看觉得值了,没白过。

  新京报:因为努力起到了一些效果?

  彭晓辉:中国的性文化这些年还是在进步的,性文化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这不是我们从事性学研究的直接影响,应该是一种间接的,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参加讲座,这些应该间接推动了很多人对性的认知。

  新京报:你期望实现的改变是到什么程度?

  彭晓辉:什么时候记者们不再围着我转,那就正常了。如果人们对待性更加平常,那才是最好的状态,才是一种进步。

  新京报:作为性学专家,你眼中的性是什么样的?

  彭晓辉:性本身是自然存在,是中性的,不取决于人对它做出的主观判断,但对于性的认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

  我曾说中国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标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和科学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广,但社会对性的理解太狭隘,这与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主管部门的态度分不开。 —彭晓辉评价现在社会对性的认识

  新京报记者 贾鹏 湖北武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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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悦、单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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