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電影轉型升級的當下，新主流大片無疑是重要的推動者。這類影片發軔於2010年前后，最初是逐漸北進的“港味”美學與內地家國敘事的“主旋律”對接而成的電影，如《建國大業》（2009）《十月圍城》（2010）等。在之后的發展中，新主流大片的方陣不斷擴充，涌現出《智取威虎山》（2015）、《湄公河行動》（2016）、《戰狼》系列（2015-2017）、《建軍大業》（2017）、《紅海行動》（2018）、《流浪地球》（2019）、《我和我的祖國》（2019）、《中國機長》（2019）等影片。2020年，又有《奪冠》《我和我的家鄉》等作品面世，新主流大片在中國影壇再次彰顯了在場。
家國話語表達的深度與多元
家國話語表達，是國產電影特別是主旋律電影的重要命題，幾代中國電影人對此都進行過艱辛的探索，取得了較大的美學成就。然而，新世紀之前中國電影中的家國表達，始終進行的是“犧牲”“奮斗”“奉獻”“忠誠”這類常規表達，塑造人物也一般對准群體。這是十分必要的。但長此以往，使家國敘事部分地流於表面、單一和概念化，某種程度上缺失了藝術感染力。
新主流大片中的家國敘事，一般不再直接進行以往的常規表達，而更多地從人性深度來呈現家國話語體系的多元性和深度。如《湄公河行動》表現我公安特警在海外緝拿殺害中國船民的凶手，體現了國家層面對被害同胞生命的珍視﹔《紅海行動》將筆墨重點放在我海軍陸戰隊對深陷戰俘營的同胞的全力救助上，體現了國家層面對公民個體生命的關注﹔《中國機長》主要凸顯危機發生后，從機組到地勤乃至整個中國民航系統對旅客生命的尊重。這種將以人為本、尊重個體生命作為主體表達的家國敘事，突破了以往的常規性詮釋。其他影片如《流浪地球》等將人類共享價值與中國傳統、中國現實、中國人的精神氣質進行對接，體現出濃郁的本土情懷﹔還有《建黨偉業》《建軍大業》等影片對“青春中國”的詮釋等，都是新主流大片對家國敘事進行多元化表達的呈現。
這些新主流大片在塑造人物時也不再聚焦概念化的群體，而是著力表現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個體，在藝術性和觀賞性上均有較大的提升。如《建黨偉業》《建軍大業》等影片中的人物都很鮮活，洋溢著青春的激情，張揚著強烈的個性﹔《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戰狼》系列中的主人公，具有英雄氣魄，性格豐富而立體﹔《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我和我的家鄉》等影片更是走近了諸多生命個體，關注個體的情感狀態和生命狀態，獲得了更深刻的人文價值。也正由於新主流大片關注鮮活的生命個體，共情每一個人的命運，因此與觀眾產生了強烈共鳴。
類型書寫與反同質化
新主流大片之前的國產主旋律電影，基本上與類型書寫絕緣，家國敘事在大部分情況下與類型美學分立。主旋律電影之外的商業大片則相對遠離家國敘事，且一度陷入古裝武俠的同質化漩渦。新主流大片的出現，使國產電影的這種狀況得以改觀。
將類型美學與家國敘事進行對接，是新主流大片最早的顯現，也是主旋律電影取得突破的基點。自《建國大業》《十月圍城》等影片開始，新主流大片主要將動作與戰爭類型和家國敘事進行嫁接，極大地提升了主旋律電影的觀賞性，至《紅海行動》，這種對接達到了某種極致，新主流大片因此創下票房奇跡，同時也使國產電影的反同質化努力取得了較大成就。《戰狼》系列、《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一反之前古裝武俠類型的同質化，在槍戰、動作等方面力求創新，《戰狼2》中的水下搏斗、坦克大戰，《湄公河行動》中的商場突襲戰等，都極富新意。
在以動作、戰爭類型作為主體的同時，新主流大片還努力拓展其他類型與家國敘事的對接。如《我和我的家鄉》將電影的另一主要類型——喜劇，與鄉村脫貧攻堅這一家國敘事進行對接。《流浪地球》的主體類型為面向未來的科幻類型，影片致力於“硬科幻”書寫，設計出“地下城”世界、略帶荒蕪且復雜的地表世界、飛船及太空空間等各類“異質空間”，較為全面地呈現出科幻世界。《烈火英雄》（2019）、《中國機長》則以災難作為主類型進行營造，特別是《烈火英雄》以高科技特技展現出大型救火現場、爆炸和滔天火浪等場景，給觀眾帶來極具沖擊力的視覺體驗。《攀登者》也營造出了較為少見的登山類型。
新主流大片的類型書寫和創新，不僅較大地提升了主旋律電影的觀賞價值，更整體上助推了國產類型電影的美學提升。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通過這些電影，主流價值觀和家國敘事在大眾中重新獲得認同。新主流大片也使部分國產電影走出同質化泥沼，不斷完成類型創新，實現了美學品質的升級。
重工業制作模式與先進的產業水准
除了以上的美學特征，新主流大片還擁有重工業制作模式的產業特征。具體表現為：在人才方面，整合全球華語電影界最為優秀的專業團隊進行創作與宣發﹔在攝制營銷方面，以精工細作的工業化制片流程進行精良制作和現代化營銷﹔在資本運作方面，整合各方資本，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均投入巨資。
因此，新主流大片在高科技應用、特技制作、演出陣容和宣發營銷等方面，都走在國產片的前列，代表著國產電影最先進的產業水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等影片還在此基礎上開辟了另一種制作模式——整合優秀團隊進行集錦式創作，這不僅是發揮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特色”的體現，更是對新主流大片重工業模式的豐富和補充。
新主流大片在中國影壇已經形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其美學層面已經發展成熟並不斷創新，成就了對家國敘事的新表達﹔在產業層面亦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重工業模式，助推了中國電影體制的現代化創新。此外，隨著中國電影轉型升級的強烈訴求，新主流大片今后的發展也必將引發更多的關注和思考。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