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君閣道碑》

　　來自網絡

　　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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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地方被眾人神往，必欲親臨方遂心願，自然有其不同尋常之處，或因美景或因美食或因名人或因古跡。旅游學者研究表明，越是經濟發達、文明程度高的地域人群，對旅游活動中的文化含量要求就越高，故而“文化旅游”日漸成為時尚，而“文化探秘”更成為文化旅游的亮點。

　　我並不喜歡追逐時尚，但對“文化探秘”卻情有獨鐘、樂此不疲。前不久，我去成都開啟了一次向往已久的“訪刻”之旅——此處之“刻”，乃刻石之謂也。隻因早年讀古書時，記住了元末明初大學者陶宗儀的一句話：“蜀之漢刻最多”（見《古刻叢鈔》）。由此就在心底種下了一個牽念：要是能親眼去看看那些漢刻，該有多好啊。此念久蓄心中三十年，今日略得寬余，又有師友同好相伴，焉能錯過良機？

　　乘著夜色，我們悄然出發，直奔古雅州而去。

　　訪古尋碑

　　話說東漢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在“難於上青天”的蜀道上，有一條新修的棧道竣工了。這條棧道隻有五十五丈，換算一下，還不足200米。但這在當時卻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工程，人們要把這件大事鐫刻在石頭上，讓后人記住這些修路人的功德。於是，一塊不足一平方米的石崖被鑿開磨平，工匠在上面刻下了52個當時流行的隸書，其文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椽臨邛舒鮪，將徒治道，造尊楗閣，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雲、陳春主。

　　這塊刻在岩壁上的修路造閣（古蜀人稱棧道為閣，非樓閣之閣）的記錄，從此就留在險峻崎嶇的蜀道旁。星移斗轉，風雨滄桑，新石變舊了，青苔滋蔓了，新棧道變成古棧道，前行者換成了后來人……總之，這塊題記很快就被歲月塵封起來，歷經魏晉隋唐，不再有人留意。直到一千年后的南宋時期，才被文人們重新發現並引發熱議——這是因為，宋代興起了一股“金石熱”，由歐陽修、趙明誠、李清照等北宋名人發軔，從北向南，浸潤士林。及至南宋，搜求古刻，考究文字，更成一時之盛。於是，這塊已被遺忘於荒山野嶺一千年的東漢初年的石刻文字，頓時被奉為拱璧，它被定名為《何君閣道碑》（一說為《尊楗閣碑》），學者們對它的評價之高，可謂前所未有。

　　千年滄桑

　　最早著錄此碑的是南宋學者洪適，他在《隸釋》一書中寫道：“此碑蜀中近出，……東漢隸書，斯為之首。字法方勁，古意有余，如瞻冠章甫而衣縫掖者，使人起敬不暇。雖敗筆成塚，未易窺其藩籬也。”稍晚的婁機在《漢隸字源·碑目》也記載曰：“建武中元二年立，在雅州。《墨寶》雲：見於滎經縣，以適邛莋之路也。出於紹興辛未。”查“紹興辛未”即公元1151年。這或許就是這塊東漢刻石重回世人視野的大致年份。

　　此后，南宋學者凡研究金石碑刻之書，大多沿用洪適之說。此碑之拓片更為金石家所珍藏。而在諸家記載中，對后世影響尤為深遠的當屬洪邁的《容齋隨筆》。洪邁在《容齋隨筆》卷六寫有專文論及此碑的“建武中元”紀年﹔十七年后他又寫了一篇《建武中元續書》（見《容齋四筆》）繼續他的研究。在這篇《續書》中，他寫道：“近歲雅州滎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間者，記末雲，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渙然冰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滎經崖壁之記，蓋是此耳。”從這條筆記透露出來的信息看，洪邁直到這時才親眼見到《何君閣道碑》的原拓，至於他是否真的親臨滎經崖壁去觀碑，則語焉不詳。畢竟在古代，山高水遠，蜀道艱難，要去岩壁間親眼觀碑，不啻是一種奢侈。這個深藏於大山崖壁間的漢刻，在古人眼中該是多麼珍貴！

　　然而，異常吊詭的是，這塊不足一米的刻石在南宋以后的某個時間段裡竟再度迷失，無覓蹤影。據蜀中著名金石學家王家葵先生考証，此碑至晚在明代初年，就已淹淪失考。

　　直到2003年春夏之交，當地的一個教師在崖壁下的河水中游泳，偶然抬頭仰望，在特殊的光影照射下，那塊巴掌大的石壁反射出異樣的回光。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爬上山坡，尋路而行，來到這片曾被打磨的岩石前，隱隱約約中他發現似有些字跡顯現。於是，他向當地文管部門報了個信兒……

　　這真是一個石破天驚的大發現：沉埋兩千載，失聯數百年的漢代名碑，就這樣在今人不經意的一瞥中，重回我們的視線。

　　雅安讀碑

　　汽車在平坦的公路上疾馳，盤山道雖有些令人目眩，但比起當年的蜀道已不可同日而語。行至烈士鄉地界，遠遠看到路邊矗立著一組解放軍戰士雕像。如今，這座雕像又成了前來探訪《何君閣道碑》的一個顯著路標，因為古碑就“懸挂”在雕像后面的那片山崖上。

　　如今，那塊漢代摩崖刻石已被保護起來。我佇立在這塊經磨歷劫已顯斑駁的古碑前，凝神仰視，思接千載。時間似乎凝固了，在那輕煙淡靄的背后，仿佛千百年來無數雙睿智的眼睛也在隨著我的目光，投向那蒼岩漫漶的石壁。我在心中默念著：歷代先賢們，晚生這廂有禮了，且讓我來替你們看看這塊曾令你們魂牽夢繞的碑記吧——此時此刻，我深感慶幸，畢竟我們要比洪邁要幸運。

　　《何君閣道碑》的文獻價值在於它是最早記錄蜀道修閣情況的實物証據，也是對古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信史記載，因而彌足珍貴。就其書法藝術而言，它是東漢早期隸書的典型書體，在從篆向隸過渡時期具有不可替代的標志性意義。更重要的是，此次重新被發現，正可彌補近四百年來對此碑的種種誤讀誤傳——據說現今眾多國家級文物機構珍藏的有關此碑的著錄和拓片，很多都是明清翻刻乃至后人摹寫的仿品。而今真身現世，不啻是重新填補了一個藝術史的空白。

　　雅安讀碑，固然以《何君閣道碑》為首要，而此地名碑卻非此一件。雅安博物館所藏《趙儀碑》同樣是漢碑珍品，此番專程前往欣賞，得飽眼福，也是一件幸事。而清代蜀都錫良所書的隸書巨碑《重修大相嶺橋路碑記》，因雨天路滑，未得親赴原址觀碑，卻從友人處購得原拓一紙，碑心高達2.6米，雖非良拓，卻也足以想見其巍峨壯觀的氣勢了。

　　（侯軍，中國報紙副刊研究會副會長，出版了《中華文化大觀》大型史論專著、《東方既白》藝術論文集、《青鳥賦》散文集及系列文化訪談《問道集》、藝術隨筆集《孤獨的大師》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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