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7年1月14日，在112歲生日的第二天，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很難用寥寥數語概括這位老人。他通曉漢、英、法、日四種語言，生於常州，長於蘇州，學於上海、游歷日美，最終落葉歸根。50歲是他人生的對折點。在這之前，他是金融學家和經濟學教授;這以后，轉投語言文字，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作者李國輝在2012年有幸採訪周有光先生，謹以此文紀念先生。

雖然掌握漢語拼音的人已經很普遍，但透徹了解這26個字母的人卻並不多，比如很少有人知道這26個字母並非全部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隻有21個，再比如很少有人能想到聲調的一聲其實是數學中的“減號”。這些故事，如今隻有一個人能講述了，他叫周有光，人稱“漢語拼音之父”，2012年1月13日，是他的107歲生日。

出於對漢語拼音趣味方塊漢字的好奇和探究，筆者2月1日在北京拜訪了景仰已久的周有光老先生。推開周老的書房，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右側擺放著一個雙人沙發，左側的一面牆擺放著大書架、小書架，窗台上、櫃子上等任何空余的地方都摞滿了書籍，在群書包圍的一張不大的木頭桌子后面，坐著一位瘦弱的老人，正戴著眼鏡寫著什麼，他就是周有光。

年近107歲的老人，目光清澈，面色紅潤，聲音洪亮。他安排筆者坐在書桌的對面，利索地收拾好桌上的書本，戴上了助聽器，然后遞給筆者幾張紙和一支筆，“你把你要問的都寫在這張紙上，人一過了100歲，各方面就開始退化了，我的耳朵不行了，眼睛也不太好使了，沒辦法。”

26個字母背后的故事

雖然採訪的進度比較慢，但周老的談興甚高，幾十年前的事情仍然記得清清楚楚。按外界的說法，搞這一套漢語拼音用了3年，實際的耗時遠比3年長得多。“漢語拼音搞出來以后，別人說‘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搞了3年’。”每次說到這裡，周老都哈哈大笑，搞出這26個字母並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到底有多艱難，隻有這些親歷者們才知道。

如果某一天不使用漢語拼音，也許你會發現生活將變得面目全非，甚至不能與人溝通。周有光回憶他小的時候，漢字都是用其他的字來注音，小孩子識字少，遇到生字隻能去問先生，閱讀的障礙非常大。這個問題一直有人在關注，清末興起過一場“切音字運動”，這大致可以算做漢語拼音方案的初嘗試。雖然失敗了，但隨著東西方融合，愈加感受到沒有拼讀字母幫助不便的國人，迫切地想要創造一套屬於漢語的字母。

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一套注音字母，發布時共計39個字母，字母多以古文或象形文字的片段修改而成，有5種聲調，“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一個重要進步，隻可惜國際社會不認可。”周老說。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了一套羅馬字母拼音，採用26個現成的拉丁字母，以北京音為基礎音，也盡量兼顧了國際拼寫習慣，但卻推行不開。“搞得太復雜，尤其聲調這一塊，用字母拼寫的變化表示聲調，小學生學不會。”周老說。

1950年，剛剛成立的新中國便開始著手漢語拼音的制定工作。1955年，當時還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的周有光受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邀請，請他擔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的委員，不久之后，周有光接到北京的調令。委員會由很多名委員組成，但大家都有些兼職的工作，隻有他這名來自上海的經濟學家“無官一身輕”。

字母是要原創還是用現成的?如果用現成的字母該選哪一種字母?字母的讀音要不要變化?怎樣制定拼寫規則才能把所有的常用漢字都覆蓋?漢語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種有聲調的語言，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可借鑒的經驗，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羅馬字母就折戟在這個問題上。北洋政府時期的注音字母國際社會不認可，這也是新的拼音方案制定時需要考慮的問題。

工作初期，漢語拼音的方案大致有七類，最終選定採用拉丁字母。但拉丁字母隻有21個，26個拼音字母中的另外5個是怎麼來的呢?聽到這個問題，周老笑呵呵地遞過來一本書：“要知道這26個字母是怎麼來的，恐怕需要讀一讀這本《世界文字發展史》。這26個字母是從很多個國家造出的字母裡挑出來的，每個使用拉丁字母的國家在使用時不盡相同，我們制定的規則要兼顧漢語的特點和國際社會的習慣。”聲調也是個大問題，而且是隻有中國才面臨的問題。“漢語拼音有四個聲調，二聲、三聲和四聲是原有的字母符號，還差個一聲怎麼辦呢?我們想到了數學符號裡的加減乘除，借用了一個減號作一聲，注音的問題一下子就簡化了。”

漢語拼音初步方案制定出來以后，經過了一輪又一輪的研討與修改，全國各地寄來了數千個修改意見，以至於幾十年后再有人提出關於漢語拼音的修改方案，很少是周老他們當時沒有研究的新意見。 1958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了《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拼音隨后開始在國內推行，但事情並沒有完結，漢語拼音還需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又是漫長的3年，周有光和他的同事們輾轉多個國家，參與國際會議。

1974年，國際標准化組織在華沙召開文獻技術會議，周有光在會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提議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准。漢語拼音成為國際標准很重要，比如在航空時代，中國的航班信息一個國家一個拼法，那是要出亂子的，飛機在天上撞上了怎麼辦。”周老說。1982年，國際標准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准，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工作才算功德圓滿。“別人說我們漢語拼音搞了3年，其實何止3年，從指定到被國際社會認可，足足花了14年，再往前看，這是中華民族努力了百年的成果。”周老說。

不喜歡被叫“漢語拼音之父”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有光”原本是其筆名。60年寫了40部書的周老說自己搞語言文字是半路出家。周有光的祖上是常州的望族，出身書香門第。1923年，周有光考上了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學，兼讀語言學的課程，后赴外國工作。在歐洲，周有光接觸到了字母學，“中國沒有這門學問，字母學主要講字母的拼寫、利用方式，我當時也只是覺得好玩兒，就自己買書來看，沒想到日后真的用上了。”

周老不喜歡被人叫做“漢語拼音之父”，他覺得鼓吹的太厲害。“我告訴你這個稱呼是怎麼來的”，周老每次講故事前都先自己笑起來，“以前有一家很有名的雜志訪問我，就是他們第一次提出了‘漢語拼音之父’這個稱呼，稿件給我看的時候，我要求把這個稱呼刪掉，誰知道正文裡的都刪了，卻在一個小小的編者按裡漏掉了一個，這個稱呼就這麼傳出去了。”

周有光的一生都很傳奇。他學術跨界，49歲轉行卻頗有建樹;他愛情美滿，娶了大名鼎鼎的九如巷張家四個女兒之一張允和;他樂於接受新事物，有自己的博客;他筆耕不輟，106歲還出新書《朝聞道集》，很多年輕人都喜歡。

周老說自己是“被上帝遺忘了的人”， 107歲生日過后他表示不會再有新書問世了，接下來的日子，他什麼都不做，喝著紅茶和蘋果泥，靜靜享受“被遺忘”的時光。

曾和愛因斯坦 “坐而論道”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周有光去美國工作，他的朋友何廉在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教授。“有一天，何廉問我有沒有時間，他說愛因斯坦空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愛因斯坦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客座教授，我就答應了。”

周有光和愛因斯坦聊過兩次天，對於愛因斯坦的親和印象頗深。“他也是一個很普通的人，特別平易近人，對誰都像老朋友。他穿得也隨意，甚至還沒有我穿得好。當時我在銀行做事，銀行界的風氣就是講究穿著。愛因斯坦在大學教書，穿著朴素得多。”

但具體聊的是什麼，周老已經記不得了，因為兩個人專業領域完全不相同。“他研究物理學，我一點不懂，我的領域他也不懂，所以就是朋友似的閑聊天，沒什麼主題，不能和他一起討論學術問題，這確實是個遺憾。”但愛因斯坦說的兩句話周有光卻記了下來，“他說‘一個人一定要在業余時間自修、自學、自己研究，這樣才能成功’，他還說‘一個人一生一世真正工作的時間很少，空余的時間很多，可以利用業余時間你就能成功’。”

不再出書享受生活

周老說，85歲前他很用功，花了很大精力做研究，年輕時，他與劉尊棋、錢偉長共同編纂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出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委員，為《漢語大詞典》擔任學術顧問，並完成了幾十本著作。

85歲以后，周老稱自己開始隨便看書，寫小品文，“那不算文學，我不是文化人，我缺少文化。”周老說完哈哈大笑。“隨意”寫作、“沒有文化”的周老在2005年出版了《百歲新稿》，書序中自勉“希望《百歲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書”。周老兌現了承諾，此后又出版了《語言文字學的新探索》、《周有光百歲口述》、《朝聞道集》3本書。“我不會再寫書了，我已經快107歲了，接下來我什麼都不干了。”周老端起母校聖約翰大學給他寄來的紀念版馬克杯喝了一口蘋果泥，那是周老現在的最愛。

作者簡介： 李國輝，號江夏浪人，1968年生，湖北武漢人。中國書畫藝術研究會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湖北省書法家協會會員、湖北楹聯協會會員、“東方御瓷”首席專家。《中國文化報》、《湖北日報》、《中國新聞》、《長江日報》、《武漢晚報》、《遼寧日報》、湖北電視台、央視網、新華網、人民網等多家媒體報道其人其事。

2003年得當代藝術大師徐冰先生及湖北省美術學院李澤霖院長之啟發，創作發明《趣味現代漢語拼音方塊字》，獲國家版權局獨家版權。“趣味現代漢語拼音方塊字”和“徐氏英文方塊字”號稱這類藝術的“北徐南李”。2011年創作發明兔、龍、鳳形文字，獲得5項國家版權局獨家版權。2012年獨創的竹葉楷體被北大方正電腦字庫收錄，獲得國家版權局獨家版權。李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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